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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aździernik 2013
ART CHINA
文:劉松坤 Jonathan Liu
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Gottfried-Helnwein-LookDont-Listen-
Gottfried Helnwein 郝文 Look-Don't Listen! 不要道聽途說!
展覽/ Gottfried Helnwein Retrospective 戈特弗里德·郝文回顧展 時間/ 2013年5月25日﹣10月13日
述情障礙 在郝文最新出版的傳記《看-不要聽! Look-Don't Listen!》中,作者史匹克(Oliver Spiecker)別開生面,用訪問的方式來導出郝文的人生經歷,讀者能直接透過郝文的說話來認識他的藝術。作者在書中第一章便為郝文“診症”,認定他患上述情障礙(Alexithymia)。據史匹克:“病患者有性格障碍,沒有能力去擁有感覺,而病人常會用痛楚來對抗它,像現今的年青人自我傷害身體(如用刀來刺痛自己)……”。作家都是妙筆生花,舞文弄墨,為了使文章增添色彩,畫蛇添足也未之有也。郝文有沒有患上述情障礙,書中再沒有提及,其實亦不重要,但這段對話中卻導出郝文的藝術的核心—痛楚。
Helnwein-retrospective at the Albertina Museum Wien
2013
驚駭畫家
媒體和藝術評論家常給郝文冠上“驚駭畫家Shock Painter”這稱號,而事實上他最為人熟識的亦是那一系列的超級寫實主義(Hyperrealism)的“驚駭”畫作。2007年作品《戰爭災害 The Disasters of War 28》:畫中的主角是長得像天使般的小女孩,純潔無邪的面孔和脆弱稚嫩的身體卻被繃帶纏裹著,甚至滲出血液,看後叫人心緒不寧,像是感受到她身心上的痛楚。郝文最常用的顏色是暗暗的藍和紅,都是很悅目的,而影像和構圖亦很和諧,都是淡淡的,鬆容不逼。不過正正就是這份和諧悅目更能突顯出驚駭的主題,像是暴風雨來臨之前的寧靜或是戰爭廝殺前的等待。郝文的技術都是無懈可擊,這張大型作品是約2米乘1米半的布上混合媒體,它跟相片無異,要不是走到畫的前面也看不出分別,作品的每一角落都畫的那麼細緻。超級寫實主義和照相寫實主義(Photorealism)往往都會被人相提並論,作品同樣都是參考照片,而風格都是類似高解像度的照片。可是相比起照相寫實的直接的敘述和描寫,超級寫實作品的內容更複雜和多樣化;作品中的影像雖然都是描繪得非常精緻和真實,但往往能給予觀者一個很大的幻想空間。
擇善固執
阿爾貝蒂娜博物館(Albertina)特別為郝文舉辦這個大型的回顧展來恭賀他65歲生辰。展覽展出超過150幅作品,而當中大部份都是很大型的。阿爾貝蒂娜博物館位於維也納市中心,歷史悠久,享譽歐洲,舉辦的主題展覽都很獨到。博物館的德文名稱是取自於阿爾伯特公爵(Herzog Albert Kasimir von Sachsen-Teschen,1738-1822),因為一切都是由他的版畫收藏系列開始。博物館前身更是他的宮殿,名阿爾伯特公爵宮殿。不過這一切都在1919年國有化了,現在平民百姓都可以欣賞到這真貴的藝術收藏。
在阿爾貝蒂娜舉行郝文的回顧展實是最合適不過,因為他出生於維也納,而他亦可說是奧地利現今最出名的藝術家。可是,郝文對維也納卻愛恨交纏。他是在二次大戰後的維也納成長,據他所說,當時的維也納是一個沒有顏色的城市。“在維也納,你依然感受到納粹德國的陰影和臭到死亡的氣味。”維也納擁有輝煌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遺產,但保守的思想卻叫郝文吃不消,凡事都必須循序漸進,不得跨越半步。年輕時郝文跟兩名友人把他們當時就讀的維也納藝術學院變為一個戰場:他們在校舍到處放了臭氣彈、顏色彈和煙霧彈,引爆後便逃之夭夭。最後警察到場,維持秩序。郝文現在後悔當年的年少魯莽,把那座古舊的建築物弄到一塌糊塗。但他卻因為這件事而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晚上的新聞報導了這事件,但令郝文驚愕的卻是警方聲稱已找出疑凶,更有政治團體承認事件是由他們所幹。郝文從中體會到傳播媒介的可信性,時至今日,他依然固執地懷疑所有的報導,背後的真相往往跟報導不同。
歷史片段
郝文懷疑報章的報導,但他卻會在藝術創作中利用舊報章上的照片。1996年的作品《主顯(東方博士朝拜3)Epiphanie (Anbetung der Koenige 3)》是郝文用圖像研究(Iconography)的作品之一。基督教藝術如在中世紀年代的繪畫經常都用圖像研究,人們很容易用聖經的故事來辨識畫像。所謂的主顯就是聖經中提到耶穌出生的事蹟: 耶穌基督在馬槽降生為人,東方的三位博士看見伯利恆方向的天空上有一顆巨星,於是便帶來黃金、乳香和沒藥到來朝拜聖嬰耶穌。郝文的《主顯》當然沒有宗教色彩,作品的主題亦不是耶穌降世。這幅布上混合媒體以黑白顏色為主,畫中央是一個正處花樣年華的漂亮女郎,她手扶著一個站在她大腿上和光著身子的男嬰。這樣的圖像很容易叫人想到聖母瑪利亞和耶穌,只是這美麗的年輕母親冷若冰霜,對嬰孩的一切似乎不太關心,她的責任只是把嬰孩帶到世上。五名圍著她的軍官,儀表出眾,氣派不凡,但卻冷酷無情;他們圍著嬰孩觀看,就像檢查一件產品。納粹德國信奉優生,當時更有優生項目,挑選“優秀”的男女進行繁殖。作品的來源是一張報章上的相片,但相中的嬰孩竟巧合地長得像希特勒。可是,郝文這幅畫不單只是歷史;近年歐洲經濟不景,極右分子的活動有上昇趨勢,加上有宗教成份,更顯內容豐富。郝文的作品都是有敘述性的,如果歷史是一部電影,他的作品就是一格膠片,不過故事的結局卻是由觀眾去決定。

戰爭與死亡
在他的傳記中,郝文提到奧地利人對死亡的態度不單很獨特,而且還有一個很長久的傳統,很多藝術家的創作都涉及死亡,如席勒(Egon Schiele)、卡夫卡、馬勒(Gustav Mahler)、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和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ik)。西方媒體的其中一個功能是監察政府,所以報導的一定是負面新聞,恐怖襲擊、經濟危機、殺人放火、戰爭……等等。我們每天都接收這些負面資訊,像排山倒海般,結果就是另人沮喪,覺得無助乏力,最後使人無動於衷。但在藝術世界裡,同樣的主題卻有截然不同的效果。西班牙浪漫主義畫家哥雅(Francisco Goya)的後期作品陰霾黑暗,拿破崙入侵西班牙後,他畫了《1808年5月3日》,把戰爭的可怕表露無遺;之後,他亦畫了許多關於戰爭、死亡和疾病的作品。郝文在2003年畫的作品《我獨行I Walk Alone》亦是以死亡和戰爭為題。作品是一幅黑白的布上混合媒體,畫中一女孩必定是在一兵荒馬亂之地,她獨自一人,赤腳站在一屍撗遍野的街頭,像是找尋失散了的家人;可是女孩卻被白紗布裹著眼睛,看不見東西,但這亦可令她避開了這可怕的殺戮一幕。女孩像一個不慎失足跌落凡間的天使,周圍的傷亡廝殺跟她完全無關。報章助長死亡,因為有關戰爭天災的報導使人害怕;相對,藝術卻能把這些主題提昇到另一層次,觀者只對戰亂、罪惡等主題有新的體會。正如郝文所說:“在藝術中死亡失去了威力。”

文化隕落
郝文的工作室分別在愛爾蘭和美國。他選擇洛杉磯的原因:“我需要美國。在洛杉磯我可以直接感受到西方文化的隕落,就像古羅馬一樣。”他解釋,西方的文化已經到了頂峰,開始糜爛。在美國他可以看到一個死的文化,充滿暴力和殺戮的電影、電腦遊戲、中央情報局、奧巴馬執政下的死亡人數、中學槍殺......等等,但最嚴重的是社會中沒有對症下藥,針對問題作出討論。但他對美國的文化卻有很獨特的見解,郝文最欣賞的藝術是迪士尼的唐老鴨。郝文:“牠的形狀是由最完美的幾何概念—圓球體—轉變出來。牠沒有角和邊,唐老鴨是圓滿柔滑。雖然牠是鴨而不是人,但在所有藝術品中牠是最有人性的。相對達文西的蒙娜麗莎,你只看到一個維妙維肖的女人,但她跟日常生活中的人毫無關係。”
藝術家的觸覺
安迪·沃荷在藝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點是他的作品紀錄了那個年代獨有的精神和氣氛,那不是統計或邏輯學可以計算出來的,而是偉大的藝術作品所擁有的共同特性。1929年10月24日稱為美國股市的黑色星期四,在這一天,美國金融界崩潰了,而接踵而來的經濟大蕭條更使美國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失業、貧窮、罪惡和自殺就像瘟疫般蔓延,而且更散播到當時政局不穩的歐洲,間接摧促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世事如棋,美國在戰爭中提供給戰鬥得水深火熱的歐洲各國軍用和日常用品,從而走出經濟大蕭條。二次大戰後,無論在經濟和文化上美國已正正式式取替了歐洲—這亦為美國之後的消費文化播下種子。由戰後到1960年代,美國在經濟上發展超速,單單在美國的購物中心在這段時間便由10數間激增到4000多間。沃荷擁抱消費主義,他的作品雖然沒有提供歷史數據,但觀者能從中感受到美國1960年代那種不負責任的享樂主義和那股浮誇的華麗。
而在這一方面,郝文的藝術可以跟沃荷的相提並論。在2009年,一份調查報告揭發了愛爾蘭的天主教教會一項滔天罪行—神職人員虐待和性侵犯兒童。天主教教會在愛爾蘭擁有龐大的勢力,近九成人民是信徒,它傳教、辦學,又開醫院、孤兒院等等,天主教在愛爾蘭可謂無孔不入、無處不在。調查報告指出,由1970到2010年代,神父、修女和其他的神職人員屢次侵犯兒童,而程度更令人咋舌,例如,一名神父侵犯了過百名兒童,而另一神父平均每兩星期便侵犯一名兒童。不過,更令人髮指的就是教會高層對這些罪行不單不加以阻止,他們還包庇下屬。 早在1960、70年代郝文已開始創作有關“受害兒童”的藝術,包括行動藝術和畫作。他並不是有甚麼“內幕消息”,如他所說:“藝術家的強項並不是邏輯和計算,藝術要用另一套感官如心靈去感受,而靈感的泉源是不能用科學方法來解釋,之後的理性詮釋跟藝術本身是無關係的。”當年這些作品使到輿論譁然,引起很大的迴響,評論口誅筆伐,而郝文更被指為心理變態。但是郝文的藝術的可貴之處並不是那“先知”的能力,而是通過他的作品觀者可以感受到一大堆亂如絲麻的歷史片斷:兒童的純真、無助、痛楚、失望和自責;成人世界的冷漠無情和視而不見;教會對權利的迷戀、對信眾的信任的濫用……等等。這些不是戰爭或甚麼天災人禍,沒有切實的日期和地點,所牽涉的又是難以量度的心靈傷害,就像一幅無處入手的抽象畫,但這卻是歐美近代史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章。我認為,郝文的藝術把這一切都具象化了。
道聽途說
此地的藝術家絕大多數都是不善辭令的,如理希特(Gerhard Richter)和勞赫(Neo Rauch),博物館時有舉辦藝術家對話,邀請他們發表意見,但往往他們的言詞只會令人更迷失。郝文是一個鮮有的例外,他能言善辯,人生閱歷豐富,對文化、政治和歷史皆有非常獨到的見解;可是他的傳記卻諷刺地題為《看-不要聽!》,叫人用自己的眼睛去辨認是非,不要道聽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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